萧军为人刚直不阿、豪迈任侠、崇尚武功，即便是在延安，也始终是精神的流浪者，个人自由主义与当时的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隔阂。但这种隔阂并没有阻滞萧军为新时代贡献自己的才情，在历史的重要转折时刻，表面游侠的萧军也不愿意被抛在历史的喧嚣之外。在戏曲编委会工作期间，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改良京剧上来，积极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奔走。虽然成绩不大，但是他对此所付出的实践是显而易见的。本剧就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从勾践身上，我们似乎能够看到萧军自己的影子。勾践初期的形象很明显是萧军自身秉性的移植：急躁逞勇，吃软不吃硬，一语不对拂袖而去。当然，萧军的直率任侠并不代表其内心的肤浅。从萧军向毛泽东建议制定文艺政策这一点来看，在这个游侠的内心也存在着某种规范的意识。[3]这种“规范”的意识恰好迎合了当时的文化氛围，也符合萧军心中对于中心话语的潜在归依。勾践从一开始的骄躁逞强，到最后的成熟稳重，成为人民心目中的领导人不正是一种尊崇人民群众利益，符合社会要求的“改造”过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