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人们能够长久保持这样的心情且使这类性情成为普遍的话，那么就永远不会有像今天这样的谈论了。任何一位哲学家都不会绞尽脑汁地去试图证明生活是否值得过这一问题，因为事实是，绝对如此的生活保证了生活本身值得过，而这一疑问的消失不是因为人们找到了任何答案，而是因为人们抹除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是魔术师，不能让这种乐观主义气质普遍流行；不能到处释放这种关于生活的气质性乐观主义；那些抱有气质性乐观主义的人总是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对他们提出一种坚定的反驳。在所谓的“循环错乱”中，癫狂过后便是忧郁，我们找不出任何外部原因。根据人们习惯称之为“心境调理”的旧医学书上对心境波动的记载，对同一个人来说，生活常常是今天春光明媚，明天却愁云密布。用报纸上的玩笑话来讲，“这全看生活者怎么过啦”。卢梭失衡的性情使他经受着一种变化，使他在尔后糟糕的日子充满忧郁，陷入带有迷信与恐惧的黑暗幻想。一些人似乎从他们一出生起就不能像瓦尔特·惠特曼悠扬的语调所描绘的那样，他们的灵魂无法享受快乐，他们给我们留下的诗句甚至比惠特曼的诗更具永恒意义，比如说，风度翩翩的李昂帕迪，或者如我们的同时代人詹姆斯·汤姆森，在他那部悲惨的作品《可怕的夜城》——我认为，以其文学之美，这本书更为人了解，但只是因为人们害怕引用它的语言而使得它不太出名，这些语言是如此地忧郁哀婉，同时又是如此地真诚可信——中所说的那样。在该书的一处，有首诗描绘了一群人汇集在一起，聆听一位布道者夜间在一座没有光明的天主教教堂内布道的情景。这段布道诵词太长，不便摘引，其结尾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