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霆考证前事据《幸蜀记》，考证后事据神宗谕滕章敏之言（《两山墨谈》卷十四），前事在历史上无甚价值，虽佚不足顾惜。后事则太宗因伐契丹，为虏所败，负伤遁归，卒以疮发而殂，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紊矣。计各史中类此者盖不乏。又不惟一二事为然耳，乃至全部官书，自行窜乱者，往往而有。《宋神宗实录》，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窜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看清蔡凤翔著《王荆公年谱》卷二十四《神宗实录考》），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等宫廷隐慝，讳莫如深，自不待言。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例如顺治十八年之“江南奏销案。”一时捂绅被杀者十余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余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然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看《心史丛刊》第一集）。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益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