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外教育史与其他学科一样得到恢复、重建。从外国教育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在资料的挖掘、翻译、整理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间共引进教育史著作12本，论文1篇。此外，还重新翻译了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斯宾塞、赫尔巴特、杜威、布鲁纳、皮亚杰等教育家的名著。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为深入开展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阶段，针对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落后的现状，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的思想的影响，立足于世界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去考虑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具体考虑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恢复和重建问题。他们不仅强调广泛吸收国外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揭示了教育学学科与其他科学的联系，而且明确提出了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任务和内容，具体分析了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点和动力，初步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及途径。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研究人员不仅对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在“文化大革命”前已有的传统学科进行了恢复和重建，而且对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包括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学、成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学论等学科开始了探索和研究，并开始重视对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学科自身体系的探讨。因此，“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已得到恢复和重建。但这种重建已不仅仅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已有学科的重建，目的也不仅仅在于学科研究和教学的恢复，而在于尽早赶上乃至超过国际水平。受国外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在实际行动上已开始注意并重视引进国外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新学科，来重建我国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研究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趋势，探索并构建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已成为广大学科建设者的共同呼声。由于当时“左”的影响未彻底清除，这种探索与构建还只是初步的，但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为下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