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和受其影响的人们的思想中，一切真正的道德考虑最终和在深层次都奠基于行为者的意志。我不能仅由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要求以特定的方式行动——例如我是特定一个人的孩子，如果这项要求是道德的要求，而并不仅仅反映一种心理压迫或社会和法律制裁。道德地行动就是自主地行动，而不是迫于社会压力的结果。这便反映了道德子系统的某些典型关怀。与其相反，人可以仅因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而处于这类要求之下，这在每个社会都是可发现的伦理思想，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是这样。西方社会有些人现在不愿接受这类考虑了，但在过去几乎为每个人所接受，这类要求也没有必要先经过理性检验，再被放弃或者被转变成自愿的承诺。这类要求和道德的其他独特特征一样，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它代表着一种伦理过程的理解，在法律关系的世界中，便是梅因（Maine）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它也对应着进入伦理关系之中的自我观念（conception of self）的改变。[8]
义务和责任是向后看的，至少是向旁边看的。假如你考虑该做什么，那么义务和责任要求的行动在将来，但这些行动的理由在于你已做出承诺，在于你所承担的工作，在于你业已据有的地位。另一类伦理考虑则是向前看的，是针对向我开放的行动结果的。可把“这将是最好的”当作这类考虑的一般形式。采取这种形式的一种方式对哲学理论特别重要，最好的是通过人们得其所需，获得幸福，或某种类似考虑的程度而得以衡量的。这是福利主义或功利主义的领域（我将在第5和第6章讨论这些理论）。但这只是一种说法。摩尔（G.E.Moore）也认为向前看的考虑是根本性的，但他允许把诸如友谊和审美意识这样的不同于满足的东西算作好结果。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对于布卢姆斯伯里小组才那么有吸引力：它试图立即摒弃责任的沉闷和功利主义的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