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徐訏这么评价：“专攻旧文学的人与我谈谈文艺思想与文学趣味而令我敬佩的人并不多，伍叔傥先生则是很少的人中的一个。”
伍叔傥的人生没有像他的同学傅斯年那样和胡适有过多的交集，这和他的性情是有点关系的。正如香港一位叫容逋的作家说，凭伍叔傥的出身、学历，是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当代的“名学者”，“但是，他的彻底的诗人根性、他的诗人的不凡超俗的慧眼，使他能够透视这一层层虚佞的烟幕，而独脱群流；他的一生所表现的，彻头彻尾是个诗人的真性”。
据胡颂平回忆，中央大学有四位“不通”的教授，伍叔傥是“金融不通”。他有整整一个星期，光用西瓜、花生米度日。这在抗战期间并不奇怪。但他晚年在崇基学院有较高的薪水，依旧过着十分窘迫的日子，就只能说他始终是“金融不通”了。
钱谷融说，在重庆的时候，他一日三餐都上馆子吃。有时嫌一个人吃太无趣，就邀请谈得来的学生一起吃。“倒不是嫌食堂的菜不好，而是他散漫惯了，吃包饭得遵守一定的时间，还要与许多他不一定喜欢的人坐在一起，他受不了这些拘束，所以宁愿多花些钱上馆子里吃。这样，他可以爱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爱上哪家馆子就上哪家馆子，爱吃什么菜就点什么菜，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钱谷融还记得，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伍叔傥主张把《晋书》列为教育部向大学生推荐的书目，遭到汪辟疆耻笑：“听说此书为一温州人所提，足见其陋。”但伍叔傥却毫不在意，把此事当作笑谈亲口对他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