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转变发生在1963年。那一年“一切犹如魔术一般发生了变化”。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几位年轻的研究员，偶尔在所里的库房里发现了巴赫金早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拜读之下感到万分惊奇：在一向以教条沉闷著称的苏联文艺学界，居然会有如此灵气勃发、意兴湍飞之杰作，真乃奇迹。本以为这本书的作者早已作古，忽然意外打听到此人还在人世，更加感到缘分难得。于是，几位年轻的研究员们很快与远在摩尔达瓦的巴赫金取得联系，并在最快时间内前往那里参拜这位隐居的圣人。巴赫金就是这样走出地下和隐居地，走向苏联走向世界的。
巴赫金的被发现距离其写作专著的时间长达40年之久，尽管他曾竭力退隐，以求被人所遗忘，但还是被命运之手拯救了出来，让这位天才人物不被埋没。40年的风尘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位俄国思想家的思想基本上是在“白银时代”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巴赫金是“白银时代”思想家中最后也是最大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思想的根基在俄国，他的思想与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巴赫金是本土俄国的产物，而非从外面进口的舶来品。
首先，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小组，他们都是应付危机的产物。关于人文学科的危机，维克多·厄利希写道：“到20世纪初一种剧烈的方法论危机开始在各种学术领域里显现。在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人们发现在欧洲理性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有严重缺陷，因而开始对其进行价值的重估。随着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基本假设被动摇，急剧修正所有科学的逻辑基础开始被提上日程。”[69]成长于同一个时代这一点，决定了巴赫金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深刻共性。尼古拉·尼古拉耶夫写道：20世纪初年人文学科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危机，而俄国形式主义即奥波亚兹与巴赫金小组都曾致力于这一危机的解决。但就结果而言，巴赫金小组的影响力却似乎远不如奥波亚兹大，原因究竟何在呢？他认为原因在于：奥波亚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俄国先锋派艺术，其中主要是未来派捆绑在一起，而以蓬皮扬斯基为首（在文学史领域里他是当时代表巴赫金小组出场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却甘愿把自己当作当时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象征主义美学的一个分支或部分。[70]俄国形式主义者与巴赫金既有区别也有共性，而且，共性大于区别。如果说形式主义者们竭力利用哲学在文艺学中掀起一场观念革命的话，那么，巴赫金小组则是为了哲学而对哲学感兴趣。如果说形式主义者们研究诗歌语言和文学演变问题的话，那么巴赫金小组成员则研究叙事体散文和个别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历史意义。但在学术原因之外，首都与外省，中心与边缘，也是造成这两个派别一系列差异的深刻社会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