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论述中非比寻常的是他在范畴与社会之间所设定的特殊关系。这些范畴被认为是它们自己主体的“形式”、“规定”和“侧面”，而不仅仅是一种描述作为承载着部分事件的中立工具的资本主义的手段。或者，正如他在这个《导言》的其他地方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些范畴是“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3]。也就是说，这些范畴体现了应用它们时所需要的必要现实条件，但这些条件是有意义的、系统化了的和被充分理解的条件。这不仅仅是一个被限定的范畴能够被用来描述什么的问题，历史事件本身也被认为是这些概念的一部分。马克思下面的这个论断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指出：“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4]（重点是我所强调的）
语言的这种使用方法更为重要的结果之一是，马克思按照“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进行评价的不仅是内容而且包括范畴。因此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时指出：“政治经济学范畴”是“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并且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重点是我所强调的）[5]。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决定要让资本主义的这些范畴发挥作用，所以蒲鲁东不能完全把自己从这些范畴所包含的“真理”中分离开来。按照常识的观点，只有陈述才能说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而用同样的方法对概念进行评价似乎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让人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