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就在日本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江大学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江大学学生，大多是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课的影响而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竟然要亲自动手研制中国的原子弹。在浙江大学同学为王淦昌庆贺40岁生日不久，中国的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江大学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作访问。一年之后，正在国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后来中国的原子弹主要研制者）。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桢抖着小胡子，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无可非议地成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1950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坦，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本身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因为或许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早已把诺贝尔奖牢牢揣在了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