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纽约时报》所坚持的“客观性”的新闻标准的高度评价，表现出了对新闻的选择标准的认识，这就是新闻与虚构的故事不同，应该坚持的“真实性”原则。由于媒介批评的介入，对新闻的定义，就自然与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等标准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学理性批评
在对报纸新闻批评的基础上，自20世纪以后，随着电子技术、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出现，媒介批评也由报业批评、新闻批评转向全面的媒介形态的批评。同时，媒介批评的领域也由对媒介特征、体制、新闻内容等的批评，转向了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体制、内容、生产、文本、受众、效果等全面的批评。在批评方法的取向上，由早期的经验感悟、实践观察等转向具有严谨的学科方法的理论研究型批评。相应的，具有专门知识背景的学者成为媒介批评的主体。由此，媒介批评已全面转向学理性批评。
在这些学理性批评中，早期有关媒介研究和媒介批评的理论框架被不断提出。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分别于1920年、1922年撰写的《自由与新闻》和《公众舆论》等著作，可以说是学理性媒介批评的重要著述。在这些著作中，李普曼就特别注意到了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内在关系，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诸如“公众舆论与民主政治”、“拟态环境”、“刻板成见”等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他还提出了媒介呈现的世界、现实世界与人们大脑中建构起来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滥觞。李普曼对大众传播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成为早期学理性媒介批评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