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化诗学提出这样的精神诉求,这要从文学与人性的关系谈起。我们认为文学是人性的全面展开。
在好几个共产主义的定义中,我最喜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在这个定义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复归”这个重要问题。在我看来,文学主要不是摆脱生活扰攘的憩息,不是酒足饭饱之后坐在柔软沙发上的甜蜜的打盹儿,而是实现“人的复归”过程的一种力量,是人性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精神生活之鼎的必不可少的一足。
那么什么是“人的复归”?
人在长期的劳动中创造了自己,从一般动物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有知、情、意的心理功能的社会动物。在人类的童年,人开始了对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占有,从蒙昧状态中苏醒过来。德国伟大的作家席勒曾这样赞美古希腊人:“希腊人的本性把艺术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严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19]。的确,希腊人是发育得最好的人类孩童,他们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古代文化,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混沌状态下的“完美”。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们已获得高层次的“完美的人性”,充分发挥了人的一切潜能。这是因为人的全面的本质,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漫长历史的产物。在人类历史刚刚开篇的时候,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的感性和理性的潜能是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的,人也就不可能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讴歌那种原始的丰富,鼓吹原始的美,引导人们把眼光转向遥远的过去,都是可笑的。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复归”绝不是要把人“复归”到原始人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