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借鉴外国史学有益成分的成就。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就其整体来看，都是同研究、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尤其是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积极成果相联系的。这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三次高潮。最近，于沛先生有专文进行评论。[6]这三次高潮，虽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引进的内容也有很大变化，但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即由简单搬用到认真辨析，再到具体对待。其中经验和教训，都是很深刻的。于文总结了三条“规律性现象”，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从来不曾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第二，“外国史学的引入和研究，从来是和中国史学建设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要立足于中国史学坚实的基础上。对其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同盲目地排外、否定一样，都将对中国史学带来严重的危害。”这几点认识，可以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从整体来看，20世纪中，中国学人对外国史学的研究与借鉴，成绩是不小的；从发展水平来看，以第三次高潮为例，我同意这样的评价：“目前，西学之引进正处在转折点上：一般性的介绍与表层的移植已经过去，但真正独创性的深入地研究的时代尚未到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