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笔记的勃兴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他说的“偏记小说”，包含10项，其中“小录”、“逸事”、“琐言”、“别传”、“杂记”等，近于历史笔记一类的作品。这类作品，近于《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者流”，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故刘知幾说是“其所由来尚矣”。至于说它们“能与正史参行”，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补充正史，二是从形式上看可以丰富史书的体裁。刘知幾的高明之处，是他已经认识到这类作品在史学发展上的价值。
可以认为，唐代历史笔记的发展跟唐代小说笔记的发展在进程上颇相近，即它们各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而达到较成熟的阶段。鲁迅认为唐代小说笔记作者“始有意为小说”，他引用胡应麟说的“作意”、“幻设”来证明这就是小说“意识之创造”[130]。从历史笔记来看，它们的作者也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备史官之阙”的意识，即作史的意识，从而提高了它们在史学上的价值。有的研究者认为：
我们可以说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增加了文学成分，一方面使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增加了事实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据辨证类的笔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途。这三种笔记的类型，从此就大致稳定下来了。[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