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须说明的是，当社会史成为具有示范性意义的学术趋向时，社会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之间的理论、方法等具有“范式”特征的区别也是巨大的。布洛赫《封建社会》对周期性趋势与在相距甚远的社会之间进行比较的关注，让布洛赫的书比他那一代其他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更具社会学色彩。对吕西安·费弗尔来说，它的确是带有太浓的社会学味道了。③后来，年鉴派史学家雷维尔则强调史学分析的规模，自1978年担任《年鉴》杂志的编辑工作后，“雷维尔的讨论是从批评年鉴派范式，尤其是年鉴派的主流社会史范式开始的”。这一范式发端于涂尔干学派社会学家弗兰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1873-1935)。西米昂声称，未来史学家关注的不是特殊性和偶然事件，而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这才是真正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点对年鉴派社会史范式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这个范式包括以下特点：强调考察尽可能在的集合；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优先使用计量方法；选择尽可能长的时间段，以此凸显大规模的转型。其结果是，为处理他们偏爱的系列和数字，必须找出适当的处理手段，对档案的内容进行大幅度的简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