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萧邦齐、兰钦执着于在近代中国结构内部寻求政治语汇的类同与国家让渡权利的痕迹有所不同，黄宗智认定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早期现代的西方经历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哈贝马斯也承认，所谓“市民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极为抽象的理论模式。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一词的使用，其实具有特定和宽泛两种含义：从特定的含义上讲，“公共领域”特指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法国开始出现的“资产者公共领域”的简称；从宽泛的含义上说，它指涉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社会里日益扩张的公共生活领域，它可以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并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具有浓厚西方历史范畴色彩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只是被界定为其中一种类型。黄宗智正是在这种类型学的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因为他认为不应该把哈贝马斯理解为仅仅为了阐释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发明了“公共领域”概念，即把“公共领域”与西方具有特定含义的“市民社会”的兴起直接等同起来，而应把“公共领域”理解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谈判，从而发生相互渗透的独立空间。同时，也不应把“公共领域”看作国家控制与社会反控制的二元对立场所，而应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在居间区域里一起发挥作用，或者是国家变迁与社会变迁可能怎样得以相互结合，以影响公共领域的特质。[33]这里强调应同时从国家变迁与社会变迁的角度切入对中国问题的观察，而不是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既强调国家的社会化，也不应忽视社会的国家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