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哈尔滨，竟已是国庆之后。我已回忆不起来，当年是怎么在途中度过的“十一”了。
我在北京结识了十几名武汉某中学的学生，都是高中生，有男有女。他们坦言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没资格加入红卫兵，也没资格“大串联”，于是组成了一支“长征小分队”，徒步走向北京。也都坦言，名曰“长征小分队”，其实并非一直走，遇到有车可乘的机会，是会卷起旗帜登上不管是什么的车的。
他们对我很爱护，都像大哥哥、大姐姐。
我们同住在一位外交部官员腾出的房间里，混睡在草床垫上。他们差不多每人都带了小说，以外国小说为多——有人还带了《红楼梦》，内夹纸卡片，其上抄鲁迅关于《红楼梦》的一段语录，说是为了在被人发难时作为盾牌。
每晚，他们都读书，我也有机会读他们暂时不读的书。
《怎么办》就是我在那时读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