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看，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哲学视域伸向未来的一个最动人心弦的例子。但实际上，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的典型例证。这里，马克思将现代性的积极作用推到了极限，同时也就凸显了现代性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为人类开辟的只是有限的自由，其最高成就就是社会化的人们，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合理性表现在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还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强调，“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这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逻辑是在“必然王国”获得有限自由的逻辑，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或“有个性的个人”虽然要以此为前提，但他并非现成地内含于现代性之中，而是站在它的“彼岸”。
处于“彼岸”的自由王国，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共产主义并不是指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未来思想，而是现实的运动，是用于对抗现代性负效应的批判性要素。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利奥塔的名言：“‘后—现代’应该按照‘未来的（后）过去（现代）’这一悖论去理解。”实际上，“自由王国”只是表明了马克思哲学视界的批判向度。在他看来，自由王国并不是对必然王国的取代，因为“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将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这里，马克思的运思取向明显地具有“批判的”、“问题学”的特征。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说，就是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解构”，自由王国不是用于提供未来的乌托邦，而是为了狙击必然王国的理性逻辑操纵一切的佞妄，是诉诸永恒历史过程的批判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