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不断寇边，大唐予以极大的重视，其重视程度可由以下的措施看出来：在武则天和高宗称为天皇和天后的第三年——仪凤元年(676),唐高宗将安东都护府及朝鲜半岛兵力后撤至辽东，将统帅刘仁轨调回中央；取消原订在该年冬天封禅中岳嵩山的计划，并一度史无前例地发表洛州牧、周王李显为洮河军行军元帅、并州大都督、相王李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各统兵往讨吐蕃；事虽不行，仍于翌年八月命刘仁轨以宰相身份调往鄯州洮河军充任镇守大使，且在十二月下诏发大兵以讨吐蕃。
翌年——仪凤三年(678),刘仁轨因留在中央而不知兵的宰相李敬玄对他多所裁抑，故请改调李敬玄为统帅，仍募猛士，及发剑南、山南兵以赴战。九月，李敬玄统兵十八万被钦陵大败于青海之上，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刘审礼战死，幸唐将黑齿常之小胜，监察御史娄师德议和成功，余众乃得退守鄯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