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如此宏伟的动机，应该相信司马迁整理文献和采集史料的工作是毫不马虎的。对于《史记》中的第一人黄帝，司马迁主观上肯定不想给后人留下“不踏实”的感觉；至于客观上效果如何，那就只好见仁见智，难免看法不同了。
台湾学者王仲孚先生就坚定地认为：
在旧史传说的远古帝王中，黄帝是一位事迹特多的人物，古代文献如《易系辞传》《左传》《国语》《管子》《庄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皆有关于黄帝之记载。战国秦汉间的许多著作，如《竹书纪年》、邹衍《五德终始说》、《世本》、《史记》等，也都始于黄帝。特别是《史记》的撰述，司马迁舍弃传说中的伏羲、神农，依然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乃是经过了广泛采访和严格考证之后的结论。[36]
王仲孚先生对司马迁的“广泛采访和严格考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如此，在将上古传说的食、衣、住、行四类发明与新石器考古学的成果对照之后，他更加确信黄帝时代出现的许多发明应有史实作为素材，因为颇具有新石器时期诸多特征。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