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农艺学》的帝王作家，却致力传授杀人放火的毁灭艺术，这是自色诺芬[4203]时代以来，作为英雄和国王必备的本领。然而利奥和君士坦丁的《战术学》却掺杂那个时代等级较低的成分，缺乏原创性的天才，只能就胜利的结果肯定其有关的规定和原则，要想运用适当的风格和方法则显得力有不逮。他们把毫无关联和互不兼容的东西，盲目混合在一起：像斯巴达的方阵和马其顿的方阵，像加图的军团和图拉真的军团，以及奥古斯都的军团和狄奥多西的军团。甚至对于军事基本知识的应用，至少在谈到有关重要性的体认上，都让人怀疑。他们所熟悉的一般原则受到理性的指导，然而它所具备的优点，以及面对的困难完全在于如何实践履行。一个士兵的纪律主要靠训练而不是靠学习养成，指挥官的才能来自冷静和机敏的头脑，天生用来决定军队和国家的命运——前者是毕生劳累养成的习惯，后者是刹那间战机的掌握。靠着战术的课本要想在会战中获胜，就像依循评论的规则写出史诗一样，成功的可能性真是微不足道。至于典礼手册，则是教会丧失纯洁和城邦失去权力以后出现的可厌而无聊的活动，产生极其冗长而无用的记述而已。对于军区或行省进行研究，也许可以获得可信而有用的资料，通常这是政府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必再依靠有关城市起源的神话，或者对城市居民的道德败坏的恶毒讽刺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