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有十四篇志，即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地理志》写出了“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的因袭损益情况；《礼志》有十一卷，占志的总数四分之一强，大致反映了“参校唐、宋故典沿革”的面貌；《选举志》着力强调了“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百官志》、《食货志》也都写得很丰满。《五行志》反映了撰者对天人感应说的矛盾认识，故其序写道：“至于五常五事之感应，则不必泥汉儒为例。”其所述内容，保存了不少关于自然现象的记载。总的来看，《金史》志在特点上不如《辽史》志鲜明，而在内容的翔实上则过之。而《辽史》的表在内容上则比《金史》的表显得丰富。《金史·交聘表》写金朝与宋、西夏、高丽的关系，可谓《辽史·属国表》的姊妹篇。
《金史》列传比《辽史》列传也来得丰富。它写的许多人，都是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关系分不开的，因而在表述和评价上有更多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金史》撰者突出地强调了道德评价的原则。《金史·忠义传》序是最能反映这个思想的，它指出：“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国家有难，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军旅者死行阵，市井草野之臣发愤而死，皆其所也。……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凡前代之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乌乎，仁者圣元之为政也。”这个思想，明载于《三史凡例》之中，其《忠义传》所记人物，多属此类。《金史》也为张邦昌、刘豫原是宋臣这样的人立了传。于《张邦昌传》，先交代他“《宋史》有传”，然后简述其在金太宗天会五年（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被金朝立为“大楚皇帝”，最后写他被宋高宗“罪以隐事杀之”。于《刘豫传》，先写他在宋的仕进，继而则写他杀宋骁将关胜而降金，写他天会八年（1130年）被金立为“大齐皇帝”、献逼宋主之策，以及天会十五年（1137年）“大齐皇帝”被废，降为蜀王，最后贬为曹王，直至于死。所有这些，一一照书。但在后论中，撰者则明确地评论说：“君臣之位，如冠屦定分，不可顷刻易也。五季乱极，纲常败坏。辽之太宗，慢亵神器，倒置冠屦，援立石晋，以臣易君，宇宙以来之一大变也。金人效尤，而张邦昌、刘豫之事出焉。邦昌虽非本心，以死辞之，孰曰不可。刘豫乘时徼利，金人欲倚以为功，岂有是理哉。”这是从君臣名分和个人道德上对张、刘二人进行谴责，而且由此也批评了辽、金的最高统治者。处在元代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历史条件下，《金史》撰者做这样的评论，尽管不免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他们毕竟大致写出了这类人物的行事的真相，而且给予了明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