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律历志》记，汉武帝太初七年，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建言改历，得到批准，已经作出初步成果时又出现了“不能为算”[154]的问题。于是，又选邓平、唐都、落下闳等多人造历，“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孟康注：‘黄钟律长九寸，围九分，以围乘长，得积八十一寸也。’）……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155]这就被认为是太初历的所谓八十一分历的律的根据。[156]律与历终于在资料上挂上了钩。在此基础上，“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157]这也就成了《汉书·律历志》能够合篇的所谓内在的根据。当然，这一套见解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不过它反映了刘向、刘歆企图在理论上追求一个作为起点的大“壹”努力，正如他们在历法上追求一个“太极上元”一样。一切的发展皆始于壹，因此壹的发展自然也就是统一的发展。具体说来，班固于此志之序中首先说：“《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158]这说明班固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从春秋战国的分裂到秦的统一，“乃同律度量衡”确实是一件大事，当然也是汉皇朝大一统的头等大事。按律本为声律，此志则由律引申至数，由数而引申至声、至度、至量、至衡。其间又参以《易》数阴阳，附会殊多，神秘色彩甚浓。不过，其目的在于“修明旧典，同律，审度，嘉量，平衡，正准，直绳，立于五则，备数和声，以利兆民，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159]这说明班固把律的统一设定为度量衡统一的依据，其大一统意识比司马迁更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