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杜佑传》所记与此略同。这里的记载，有些地方是很值得怀疑的。
第一，刘秩《政典》果真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吗？《新唐书·刘子玄传》附《刘秩传》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刘）秩上言：‘（哥舒）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这里说的“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毫无疑问，指的是刘秩论兵事书，与《政典》一书何涉？！从刘秩与房琯的关系来看，从《汉书·刘向传》所记刘向（更生）行事来看，也证明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而前一种说法是失实的[39]。可见，两《唐书·杜佑传》所记房琯赞扬《政典》的话原是张冠李戴；既如此，所谓《政典》“大为时贤称赏”云云，当然也就很值得怀疑了。
第二，杜佑果真是“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吗？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很可疑的。杜佑是一个“始终言行，无所玷缺”[40]，“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41]的人，这虽然不免有所夸大，但毕竟反映了他的为人。如果《通典》与《政典》真有这种渊源关系，他是不会在《通典》自序或《进〈通典〉表》中只字不提的，此其一。其二，对《通典》一书“颇详旨趣”的李翰，在《通典》序中也是只字未提及《政典》。而他在《序》中说的这一段话，则是意味深长的：“翰尝有斯志，约乎旧史；图之不早，竟为善述者所先。故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庶将来君子知吾道之不诬也。”他这里强调的恰是《通典》的“约乎旧史”，又与《政典》何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