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事情于引出怀疑的人类学主义后果的人迥然不同。对他而言，关于善本身和恶本身的言论是十足的偏见。如果相信这点，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如何应为如此要求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在“善”和“恶”的名称下大肆宣扬自己的并且只表述人的形成和发展的偶然性——所决定呢？如果我们恰好对此有兴趣，为何我们不应抵制发源于这些源泉的感情和广为颂扬的良心（这种良心只表现一种历史直觉的声音，并不表示我们主观的优势）？我们由此让带上镣铐为哪般？让我们做一次合我们心意的事，且这样证明自己是自由人！如果周围人对此作出反对的反应，那个对这种反应的恐惧可能事实上强迫我们（可是也许正合我们的心意）抗拒各种痛苦。如果人们说，这是愚蠢的，那么我们回答，在这儿没有绝对的愚蠢观念，同样少绝对的理性观念。否则，人们恐怕在这点上对绝对主义的态度摇摆不定。此外，我们行为的隐蔽性有时可能保护我们免遭危险。如果人们谈到生物学上的益处，那么怀疑论者可能回答，无疑，这恰恰是他的原则，善是生物学上有益的东西，因为这种评价方式得以实现而且感情上的防护伞得以建造。但是，做有害的事，恰好是生物上无益的吗？也许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不感兴趣，而且对整个生物学根本没有兴趣。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喜欢做的。人们不会又反对说，做有害的事是非理性的，违背其自我保护和整个人群的自我保护的行为是愚蠢的，是应受到责备的吗？“愚蠢的”“非理性的”等在这儿是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