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的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描述武帝到西汉末经学的繁盛景象，并指出其出现的偏差及原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对于西汉的经学，蒋伯潜、蒋祖怡父子作了较精到的评论：“西汉诸儒承秦始皇焚禁之后，传授群经，加以整理，致力于章句训诂，使群经得复昌盛，其有功于经学诚不可没，且重在‘微言大义’，颇能兼义理、训诂之长。虽司马谈已有‘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的批评，但比之后来‘碎义逃难’的章句小儒，徒以繁博见长，使人丁年穷经，皓首不能终其业者，终觉稍胜一筹。而武帝以后迄于元成，为经学全盛时代，亦是很昭著的事实。且所传之经都是今文，虽说解各有派别，各守师法，而于本经则并无怀疑。后世所以称经学为‘汉学’者，正因经学至西汉始能确立的缘故。”[8]
东汉光武帝刘秀重视经术，政权初建，“（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