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叙事》篇较早地从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主张“用晦”，认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时口语”，“从实而书”，以不失“天然”。同时，他也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和“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
第五，关于史家作史态度。《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曲笔”两个范畴，并做了理论上的说明，认为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学上的反映。从刘知幾所揭示出来的“直书”与“曲笔”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上的迥异，也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的更替、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刘知幾认为，直书才有“实录”，曲笔导致“诬书”，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