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86页。
[43]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7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实践观和自由观：康德vs.马克思[1]
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在种种错误观念的引导下，这个问题不是被简单化或教条化了，就是被边缘化或干脆被遮蔽起来了。由于这种总体关系的缺失，无论是西方哲学的研究，还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遭受的误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当今理论界，不少学者频繁地引证和谈论着马克思关于实践问题的各种论述，甚至干脆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本体论”，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真正含义却缺乏正确的理解。同样地，马克思的自由概念也被笼罩在种种误解的迷雾之中。[2]要搞清楚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含义，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的文本内，而必须返观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传统。记得郑昕先生说过：“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3]要正确地领悟马克思语境中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的含义乃至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就要认真地反省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传统，并阐明马克思是如何批判地继承这一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