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这个时候说：“在把这三个地方(大沽口、天津和山海关)移交给日本之前，你们要把清朝的军队和衙门都撤走。至于天津通商口岸的事情，很简单，当然应该交给日本来管理。”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反复地拉锯、驳难，到最后双方都不让步。李鸿章最后就很不高兴地说：“中日两国是兄弟之邦，你们开出这样的停战条件，未免欺人太甚。这三个地方都是属于直隶的地盘，你们这样做让我一个老人很没面子。”李鸿章在后来的谈判当中，几次都试图倚老卖老，以获得日本的同情，但是日本根本不买账。后来李经方讲：“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不谈停战的事情，直接开始议和。”但这一次好像又超出了日本的预案。日本这时候还没法作出决定。后来我们研究，日本迟迟不愿意把自己的所有要求迅速交给中方，是担心中国方面把这东西向国际社会公布。一旦国际社会看到日本的要价这么高，也许会抵制日本。日本在这次战争以及后续谈判的过程中，它不怕中国，看重的是国际社会的眼色。
我们要注意到，日本的目标不是征服亚洲。很多研究者觉得日本的目标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是要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其实这是不对的。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明治维新之后，它定的战略目标是让西方强国承认它是大国。大国的定义不是说你体量大，而是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因此在做很多事情时，它不在乎中国的眼色，在乎的是西方这些国家怎么来看它。如果我们当时的政治家能利用好这一点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上面得很多分。国际社会看到日本哪一点做得不好，就会抑制日本。西方国家是用文明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日本，日本所顾忌的正是违反这种西方国家的规则，因为它要跻身西方大国俱乐部里边去，中国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么一个思路。第二次谈判也就这么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