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我说: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我这个主张在当时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