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又一次针对立法机构的政变之后，步履蹒跚的伟大民族仍然认为，自由只能属于法国人。不过，当它面对拥有自己独特传统和自由话语的人民时，一些特别的问题出现了。荷兰人就是一个例子，瑞士人是另一个例子。瑞士联邦是一些主权邦国的松散联盟，各邦国在所有方面都是不相等的。它的复杂程度非笔墨所能形容，而且也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赋予它条理性。因为任何这样的权威都会给每个邦国那种自负的自由设置难以忍受的限制。在瑞士人的鲜活记忆中，没有任何外部威胁致使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这种权威因为某些其他原因可以设立。直到1796年，欧洲各大国中没有谁垂涎这一重峦叠嶂的欧洲心脏，而且它也没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法国人对意大利北部的征服使局面发生了转变。瑞士雄踞阿尔卑斯山各隘口，而这些隘口如今已成为连接法国与其附庸国及波河平原最方便的通道，当时波河平原已是法国重要的外国战利品来源地。较为敏锐的瑞士人立刻意识到，这意味着法国对其事务的干预将日益加深。为了不致受人支配，巴塞尔市政贵族的一位领导人彼得·奥克斯提议，联邦应改组为单一制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采用很多法国式的制度和原则，放弃很多神圣的传统和自由。但是，如果瑞士不在某种程度上模仿法国，它可能会任人宰割而无能为力，宰割者不仅仅是法国，同样也可能是它的竞争对手奥地利。实际上，康博福米奥条约墨迹未干，督政府就把注意力转向了瑞士。流亡巴黎的拉哈尔普一直赞成法国的干预，为的是解放受讲德语的伯尔尼监护的法语区沃州。于是他敦促吕贝尔邀请奥克斯前往巴黎商讨瑞士的改革事宜，当时的督政府已经把瑞士的体制视为“各种没有任何联系的政府的胡乱拼凑，有的是寡头制，有的是民主制，但所有政府都是专制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敌人”。[6]当奥克斯于1797年12月抵达巴黎时，他发现波拿巴也是会谈的参加者。人们请奥克斯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瑞士共和国起草一部宪法，而这个共和国将在瑞士人听到来自法国的信号后发动起义推翻旧体制时诞生。这个信号就是法国兼并瑞士北部和西部的偏远地带、牟罗兹和日内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