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作家们满怀豪情地把叙事焦点对准当下的生存境遇，对准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活矛盾，力图以关怀的姿态来展示经济体制变更时期的严峻现实，展示国人在这场社会迁徙过程中的种种喜怒哀乐，揭示改革的阵痛与人们心灵伤痛之间的共振关系，其创作主体的内在立场似乎有着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心声。然而，如果真正地深入到这些文本之中，我们便会发现，这些长篇还只是停留在现实问题的表层状态上，要么只满足于对官场规则和游戏方式的猎奇式描述，要么只满足于对人性欲望的放纵式书写，要么只满足于官场人物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挣扎与堕落，既缺乏对权力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痼疾的深层挖掘，又缺乏对权力本身在现代社会体制中所造成的巨大历史伤害进行深远的思索，其批判的有效性和尖锐性都非常有限。……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根本看不到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抗争姿态，更看不到他们面对如此沉重的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焦灼与伤痛。
洪治纲：《陷阱中的写作——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见林建法等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403～407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