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自己当年出远门，家父家母曾有何关照？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又零零碎碎的有那么几句。唯一记得的，还是出门时的那句“当心”。
上海人的一句“当心”，侬到对马路买香烟也好，侬出国也好，一样的。
再一想，也是。我们出道时，正值“文革”，很多原先很有家教的上海人家的父母都在扫大街，蹲学习班，甚至隔离坐监，根本没有发言权。
不过，我记得，那时的弄堂还是个小社会。尽管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社群的功能依然存在。不像现在，荡然无存。
弄堂里还可以讲讲闲话的老爷叔们就来代替各家人家的爷娘帮小孩做规矩。是不是串通好我不晓得，我只晓得他们根本换不到沽酒钱。
那是1968年吧。“文革”闹了两三年，大的风头算是过去了。学校只招生不毕业也不是生意经，几届学生挤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老三届”，原来是“老是不毕业”的“三届”学生啊。66届、67届、68届。
于是有了“四个面向”，于是有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于是有了“到祖国最（不）需要的地方去”。
弄堂里也终于有了新的动静。有人要去上班了，有人要出远门了。
那年夏天乘风凉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得到这样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