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郭象之《逍遥义》认为人与物均有待而逍遥，能各任其性而足。圣人与道同体，得道故无待。万物虽有待，然而不失所待，任性自足，亦同于圣人之无待，获得逍遥。支遁的新义认为，万物之任性自足，都有局限，犹如饥者一饱，渴者一饮，绝非真正的逍遥。更不能和圣人之逍遥相比。因为圣人与道同体，是真正的逍遥。支遁认为，如果以适性自足即为逍遥，那么夏桀、盗跖以残害为性，也可自足而逍遥了。此后，支遁在作《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时又进一步对圣人之逍遥进行了阐释。认为圣人能凝守精神，心如水镜，无物不照，故而能览通万物，逍遥自足。显然，支遁的所说新义，实际上已融入了几分佛性论的观点，而支遁所说的圣人境界，也已有了几分佛的心境。
《世说新语·文学》还记录了支遁、许询等人一场清谈的镜头，一问一难，一诘一辩，众人莫不抃舞，四座皆为倾心，莫不嗟咏佛理精微，玄言味隽。
名士精研佛理，佛理融入玄学，成为东晋时期玄学的一大特色。汤用彤先生称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东晋玄学可为佛学时期[13]，确实抓住了东晋玄学的特点。玄学和佛学的交流与融合也由此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