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前哥伦比亚大学时期，从对信仰的执著到将信仰理性化的这个转变并不只是在杜威一个人身上发生。
这个现象有其时代的原因。美国福音派研究的著名学者乔治·马斯登(Gorge M.Marsden)教授在谈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福音派运动时这样说：
“正如已经看到的，1865年至1917年间成年的那几代新教徒面临着对其信仰的最深刻的挑战。达尔文主义和自然科学向《圣经》的权威发起了挑战，而新的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在几乎所有层次上都引发了思想的革命。巨大的社会变化加上迅猛的世俗化运动——尤其在科学和高等教育中——侵蚀着新教的实际支配地位。从个人方面来看，这就意味着，许多在成长过程中不容置疑地接受了《圣经》的绝对权威和福音教义的确然真理的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这类信念不再能够理智地被接受的世界中。……如果他们(这里指的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引者注)想要保有智识的尊严，那么看起来他们必须要么放弃基督教，要么修正它来迎合当时的标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后一种选择似乎是唯一有力的选择。”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