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的为人确有可鄙之处,即使在投奔魏忠贤时,也狡猾地为自己留了后路。往好里说,这是他的政治智慧;往坏里说,这是他的人品有缺。不过,当他闲居南京,并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也没有东山再起后就要像复社领袖们预言的那样为阉党翻案的意思时,他闲居期间创作的一系列剧作,按陈寅恪的解读,其实隐然充满了悔意。因而,阮大铖在复社及东林子侄的凌厉攻势下,只好含恨逃出南京。当陈贞慧和顾杲等人纷纷沉醉在虚拟的胜利中时,应社创始人杨廷枢写信批评他们此举纯属无事生非,“不燃之灰,无俟众溺”——阮大铖就像一堆无法再燃的死灰,犯不着兴师动众地大家都向它撒尿。顾杲大为不满,两人为此交恶。究其实质,陈贞慧和顾杲等人带有夸示意味地痛打阮大铖这只死老虎,在于晚明时期那种与众不同的社会风气:一个被认为正直的文人,一旦挺身而出批评奸佞或朝政,越是激烈的批评,越是出格的举动,反而越能赢得时人敬仰,越能轻易获得天下重名。因此,“顾杲等人实际上是把攻击阉党作为操持清议权杖的手段,从事着朝外政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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