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养生与避世
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死亡来得容易。士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价值，所以注重养生成为当时的风尚。然而同为养生者，也有不同的层次。多者目的是乞求自然生命的延长，方法无外乎服食、行气，以及皈依佛、道，而有的士人养生在于精神的充实，怡然自乐。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颇注重养生，并遗世有《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二文。他称，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强而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余英时先生指出，嵇康“养生之旨既在于求内自足，而非徒自然生命之延续，则当与旧日导引之徒有所不同，正足为士大夫内心自觉之说明”[16]。
还有一批士人走上隐居的避世之路。他们的生存条件极端恶劣，“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17]。他们追求个体生命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肉体价值。以嵇康这样的人杰，尚无法实践隐士的生活之路。他追随隐士孙登三年，仍无法做到忘情时政。在惨遇杀害之时，嵇康发出“昔惭柳惠，今愧孙登”的感叹，可见双方在人生理想方面还差着一个层次。陶渊明是这一时期人格自我完善的代表。他在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之时，毅然辞官归隐，在田园生活中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